天问1号新闻摘抄400字—天问一号新闻50字

　　天问1号新闻摘抄400字—天问一号新闻50字《吉尔尕朗河两岸》像一朵小花一样在伊犁幽谧地散发着芬芳。这让我暗暗高兴。三十多年前，我在梦中爱上了这片土地，在远离伊犁的地方想象这个地方；十多年前，我初来乍到伊犁，对当作家的梦想，对生活和亲情的渴望，使我对这片美丽的土地产生了美好的憧憬；十一年前，我们的女儿在这里出生，洗去了我在南方多年的失望并给予我生活的勇气和快乐。现在，这些又激发了我近乎痴狂的十年转场和写一部关于伊犁的书的豪情，这些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引以为豪的优点。如今，我已经在这片梦中想象的土地上生活了断断续续的十二年，渐渐发觉，我不再具有过去那种想象远方的能力，为了写完这本书，我过分依赖了实地观察和思考，而不是靠着生活和知识来激发我的幻想力——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欣慰还是我的悲伤。

　　在和伊宁市的一帮文友酬酢时，一方面是我对这座边陲城市的一种温情记忆，也是我对生活于斯的人们的一种心灵沟通（这种温情和沟通绝不是因为汉族人街上一直有值班的巡逻车和的存在，相反，我总是喜欢一个人出现在那些销售当地干果特产的维吾尔族商贩中，我唠叨着几句这些年跟亲朋学来的维吾尔语和当地口音的汉语，每次的购买总是满意而归）。另一方面，我需要他们这些土著的原味来作为酵母，把我十年转场的人生经验进行最有效的发酵——我害怕自己飞沙踏雪的十年光阴白白流淌，诞生不了我期望的那种作品。在饭桌上，偶尔有比较诚恳和直来直去的诗友，比如州作协郭文涟老师就直接劝我写一点短小的散文，以短小的篇幅反映伊犁的人事，这样见报率要高些，长篇出版的周期较长。农四师作协主席蒋晓华说，回伊犁一定要告诉他，他要和我喝酒谈文。老诗人安鸿毅的诗我初中时代就在《绿风》上拜读过，他总是曼陀铃不离手，虽因身体原因不再饮酒，却是每到桌前必弹，叮咚叮咚的伊犁民歌是大家喝酒吃饭的上等作料。朋友们在杯盘狼藉之际唱歌，唱天山的歌，唱伊犁河的歌，还跳舞，就像维吾尔族人一样旋转起舞。就是喝酒，也要喝伊力特曲，吃肉，也要吃哈萨克熏马肠子。汤丽秾会唱维吾尔族民歌《黑眼睛》，从安徽来新疆读大学后又落户伊犁的毕亮不喝酒不唱歌，但我多次读过他的文字，大美壮丽的伊犁冶炼了他，他虽然年轻但淳朴稳重，文字也像这方土地一样守拙豁达。诗人冯敬学数次和观雨表舅陪我去王蒙书屋，他们对我每次回来必去那里看一看总是保持微笑和耐心。那样的氛围多美妙啊，在这座边陲城市，在那些绿漆已经褪色的旧式木窗下，欣赏维吾尔族歌曲，听心中无限向往的《黑眼睛》，有点醺醺地步出小酒馆，走向“亚克西”和“赛乃姆”问候语交错响起的商店，走向艾德莱丝绸飘扬的白杨树下，走进“六根棍”嘚嘚嘚跑过的街市，心里有无限的祥和与安宁。

　　观雨这个文学中年，他再次拿出了他那本二指厚的A4打印稿，我翻了翻，除了古体诗之外，这回他增加了十几篇关于伊犁地方建设的通讯。我看出来了，他满怀希望地把自己写的东西交给他的小有名气的作家外甥看，并且期待赞赏，但我看他的文采实在很有欠缺，材料也大多堆砌，诚如上次诗人千总所言，他不太适合写诗。但他乐此不疲。作为我的表舅，只要我提出去哪里，他都认为是写作的需要，都尽量与我同行。他的几首古体诗写到了惠远，这让我怦然心动。我开始认为，作为一名热爱伊犁的作家，去看惠远古城既是一种瞻仰，也是一种召唤。2003年我和阿依回来，车过惠远时阿依指给我看：“那就是惠远钟鼓楼！”我举头间，那栋飞檐画阁一晃就不见了。那次是初回来，又遇上了“非典”，去惠远的计划取消。幸运的是，两年后，2005年8月，我去了，陪我的除了观雨，还有南方同学李毅光。那天的阳光接近馕的颜色，我们一下车就看到了在馕色的阳光下，那座青灰色的钟鼓楼立在十字路口的中央，很庄严很古朴，高翘的三层飞檐仿佛三只大鹏递接在一起展翅欲飞，给人展示着一种连续冲天的气势。城楼四周的百年榆树坚守着浓浓的绿意，紧紧拥护着城阙，显示着一种久远年代的森严。古城东西南北呈中央对称，四大城门正对四条大街。我们沿景仁门行走，不时看见身着艳丽服装的维吾尔族妇女，戴着民族花帽赶着“马的”的老人，马车上铺着毯子，马脖子上的铃铛在偶尔扬起的马鞭中咣当咣当地响，大街的悠闲和清静在圆冠榆和阳光里散开来。

　　像中国所有的名城一样，里面总可以翻出一些当年名士。被贬伊犁居留惠远的文人中，洪亮吉和祁韵士是纯粹的文人，徐松是科学家，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四人的著述多少不一，各有千秋，洪亮吉写出了《天山客话》和《伊犁日记》，祁韵士写出了《万里行程记》《伊犁总统事略》和《西域释地》，徐松写出了《西域水道记》和《新疆识略》，林则徐写了一些咏怀诗。我尤其欣赏祁韵士的写作态度，因为我已经无限地接近他。他在《万里行程记》里这样表达自己：

　　西戍之役，余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师启行，阅时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时经一百七十余日，路经一万七百余里，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碛，一切可异可怖之状，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每憩息旅舍，随手疏记，投行箧中，时日既久，积累遂多，亦自不复记忆矣……抵戍后，暇日无事，或愁风苦雨，独坐无聊，偶拣零缣碎片，集而省阅，以寄情怀；略加编缀，遂尔成篇。

　　从这些记叙可知，祁韵士几乎是把被贬伊犁作为一种生验来看待的，从北京开始，一路走到哪记到哪，完全是一种有意识的生活写作积累，心中能有这种信念支撑，西戍的道路当然就是充实且富有意义的了。我喜欢祁韵士的这种态度，它加深了我对行走、居住和写作是一种情怀、一种美学的看法。从2003年就开始的出塞行动是我越来越觉得正确并且正在坚持的做法，也是我作为伊犁女婿的情怀和作为作家的写作美学。我断定这个马拉松运动将为我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美学。

　　那天我们到达惠远已经接近黄昏。我把黄昏看惠远看作是一种享受，并认为看过惠远是我把握伊犁质地的象征。但是很奇怪，这次来惠远几乎没有什么可记录的，我曾担心自己能否成为称职地书写伊犁的作家，因为我没有特别的感受。后来我知道了，感受伊犁的风景也是一种创作，它可以让我耽于幻想，培养一种适合伊犁的脾气，或者往高尚来说是创造适合自己的写作美学。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我空手摆臂从古城出来就心安理得了。走在熙熙攘攘的城门大街上，回首再看那座城关，高炯浩那首《惠远钟鼓楼》开始在我脑海回响：

　　有时我会去州新华书店买书。有一年我买了王克之编著的《塞外新天府》，一本介绍伊犁州历史人文地理的书，有一般介绍书籍没有的深度，阿依的表舅龙观雨向我推荐了这本书，我听了他的话后，仅仅翻阅了几页就确定买下了。观雨知道我在文学上的抱负，我回到这里就是想当一名作家，很愿意帮助我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我每次回伊犁时他都要请假陪我东奔西走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还带我逛书店。2013年春天，王蒙的《这边风景》刚刚上架，他就拉我去了州新华书店，我花了七十九块八毛买了这部书的上下两卷。付款的时候，我看见收款的维吾尔族女店员给了我一个客气而温柔的微笑，这让我心里感到十分受用。出了书店后，我看着手中书本封面上飘逸匀称的维吾尔族书名，还在一直回味和猜想着那位维吾尔族女店员的微笑。

　　《这边风景》我是放了三个月后才开始阅读的。我之所以不急着读，是因为我觉得对于我这个伊犁女婿来说，在我以前读了大量关于新疆的书籍之后，在我现在已经回到伊犁之后，熟悉我心中的家乡最好依靠自己，我要先用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心去了解伊犁，去读伊犁。我想在自己的感觉和想法形成之后再去读那套书。尽管我是那么热爱伊犁，也崇拜王蒙，但是我知道，这本书告诉我的经验必定距离我经历的东西很遥远，会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力。虽然如此遗憾，却也不影响我对这部书的赞美和对它的作者的崇敬。或许在将来的某个早晨，我会像阅读《瓦尔登湖》或者《抵达之谜》一样下功夫去阅读和欣赏它，甚至像我经常翻阅摩挲我的《吉尔尕朗河两岸》一样欣赏它。

　　张惜妍是一位会写评论的伊犁女子。那天，龙观雨请我们在伊宁市一家汉餐厅吃晚饭，她和几位朋友都来了，我分别向几位朋友赠送了我的《吉尔尕朗河两岸》，并应他们要求当场签名，这让我很有当作家的感觉。惜妍身材姣好，秀丽腼腆，但她笔下的文字除了纤云弄巧之外，也体现着新疆人的干脆爽朗。我向她敬酒，尽管她不喝酒，我还是痛饮了一杯伊力特曲。几天后，她给我电话，说：“我妈妈特别喜欢看你的《吉尔尕朗河两岸》，里面写到六十年代盲流新疆的往事，她是过来人，很有感触。”她又主动说，“我给你写一篇评论吧。”果然，我回到南方两个月后，她的《十年思乡梦，而今一夕圆》就写好了，传给我，有三千多字，我看后才知道她三年前曾经到过我生活的吉尔尕朗河畔和加乌尔山。我在这里摘抄其中的两段——

　　2010年9月27日，梁小羊在新丝路网站的本土文学创作阵地“丝路文苑”上传了一篇散文《高高的加乌尔山》，这是我第一次与梁小羊的文字谋面。巧合的是，10月1日我参加的户外徒步活动临时改变线路，去的地方正好是加乌尔山。10月3日晚上，我在他的帖子下发表评论：“我在10月1日走进加乌尔山的深沟，秋天的吉尔尕朗河、坡上的山羊、山涧的野苹果树、白桦、野杏树层林尽染，阳光和煦，伊犁的秋天在这里浓缩最美的风景。”从那时起到2012年，我不间断地阅读到梁小羊伊犁居住手记的系列文章。

　　那时候没有想到过，三年后的金秋，也是油画般浓郁的10月，一群朋友相邀坐在一起的黄昏，那个尽情叙写伊犁大地的广西人，笑脸盈盈地坐在我的对面。

　　惜妍把这篇评论投到了疆内的几个刊物发表。她的文字不是很深刻，但很感性，揣摩得也非常准确，好像很久前就熟悉我一样。她在文末俏皮地写道：“写下这些文字，就当是一杯伊犁老窖敬给你吧，既然是自己人，那你就干了，我随意。”

　　这年10月，我和诗人千总怀着对王蒙先生的尊敬，去探访了他生活过的巴彦岱。我们打的来到了一间被修葺一新的平房前。我看见了一个贴在墙上的大红五角星，五角星下是“巴彦岱人民公社二大队”十个显眼的大字。在这里，在四十多年前，那时候小村还寂寞，他学会了维吾尔语，当上了二大队的副大队长，和一群维吾尔族人交上了朋友，并且因此有了《在伊犁》《你好，新疆》和《这边风景》那些著作。

　　在旁边的书屋，陈列着他在各个时期的作品，他写下了为巴彦岱人民所熟悉的众多人物。按照他的书后编年史记录，他在伊犁生活了八年，其中有六年在巴彦岱度过。他靠着这片土地的滋养，写出了透视民族心灵的作品，完成了一种跨文化的写作。

　　刹那间，一个念头就在我心里诞生了——我也是的，是带着一点儿“野心”在这里生活的，我也想凭着我确有的深情和仅有的才情写出我心中的伊犁。

　　到目前为止，我最好的作品还没有面世完美体育登录入口。但是我作为一个正在持之以恒地追求理想的后来人，一个也深受伊犁这方水土滋养的文学爱好者，那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对这位大作家的崇拜。

　　如今，我正在这片土地上，庆幸这片土地也待我如此深厚，让我们的宝贝女儿在这里诞生，这怎不令我受宠若惊，既惊且喜？在这里，在这个王蒙先生曾经生活过八年的地方，对于我们一家三口来说更是刻骨铭心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地方。对，永远都不会忘记——这里是我们的宝贝女儿降生的福地——2004年2月一个风雪交加的黄昏，一个零下十几摄氏度却依然让我们感到暖乎乎的时刻，小家伙在巴彦岱出生了，就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傍晚，巴彦岱成为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地方。

　　我去问了当地一位上了年纪的乡亲，他告诉我：“巴彦岱嘛，蒙古语，意思就是大雁落脚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孩子，她出生在这里，她就是一只大雁了，大雁，周期性地回来，又要周期性地远翔。因为女儿在这里出生，我们成了一家三口，我坚信这就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在此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回家经过这里，尽管车上都是满载的乘客，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回到这里。我看着窗外的熟悉的大地，深深地思念着一个人，不，是两个人——我的女儿，我的妻子。许多时候，我尤其思念我那不在我身边的女儿，多少次梦中我把她搂在怀里，用脸磨蹭着她的小脸，用我粗糙的大手摩挲着她柔嫩的小手，看着她的酣然入睡的浅笑，心里一片感动和温暖。巴彦岱啊巴彦岱，因为你的恩泽你的赐福，从此你不再仅仅属于王蒙，不再仅仅属于毕淑敏，你不再仅仅是前辈大作家的第二故乡，也是我们的女儿，我们这些后辈的第二故乡！

　　我平时常常听德德玛的歌声过日子，她那浑厚深情带些苍凉忧伤的歌声是我今生的观照，她歌唱大雁，更歌唱故乡，她既是唱给她的蒙古高原故乡的，也是唱给我亲爱的巴彦岱的。在她的歌声里，我飞了起来，飞到了湛蓝的天际，飞到了辽阔的草原，飞到了亲爱的巴彦岱。有几次，我望着窗外熟悉的土地，一种感恩的情怀在胸腔里萦绕，我想，尽管我曾经在生活中遭受了那些心灵的创伤，但是命运对我还是眷顾的，她让阿依和女儿在伊犁出生，就是为了让文学在这里拥抱我，而我也仿佛心领神会，在这片土地上投入了满腔的感情。每次，小依力就在我身边，我忍不住紧紧地拥着她，轻轻地说：“丫头，宝贝，我们回到家乡了。”倘若是我一个人回来，我就会压抑着激动的心，低声地告诉自己：“我到家了，我到故乡了。”是的，这里不但是我的宝贝女儿的故乡，也是我们一家三口的——故乡！

　　三天后，我和千总从伊宁坐火车到乌市。经历了一个晚上的酣然大睡，早晨八点多到达乌市南站。那天刚好是10月15日，的古尔邦节，全疆放假三天。我们打的住进网上订好的克拉玛依西路的文苑宾馆。刚在宾馆外的面馆吃了早餐，艾贝保的电话就到了，说要过来接我们到他家。一时很兴奋，也很不安，尽管我在伊犁生活过那么长时间，但到少数民族朋友的家里过古尔邦节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到一个维吾尔族官员作家家里。为着这件事，我还专门赶在艾老师来前打电话给乌市的兰花，询问去少数民族朋友的家里过节有什么该注意的问题，正在一边下电梯一边打电话，到了大堂还在打，结果艾贝保的电话也来了，我赶紧挂了兰花的电话接通艾贝保的电话，原来他的车子已经停在门口。

　　他请我们上车，我才想起我居然什么礼物也没带，刚才兰花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我和千总就用小城土白话嘀咕：什么礼物都来不及带，会不会失礼？艾贝保听不懂我们的白话，只是亲热地看着我们笑着。但不管怎样讨论，买是来不及了。我只好挠着头皮说：“你看我们慌慌张张的啥也没带上——”他笑着说：“没事，我们是文友，文学就是见面礼，就不讲究那个了。”

　　他一路上为我介绍乌鲁木齐的历史，讲了纪晓岚被发配新疆时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又从乌鲁木齐的人口说起，2007年就有两百多万，目前已经有三百多万了。我们说到了红山顶的观景台，西大桥的华丽，艾老师为我们指点田字路的定向型五层立交，还有BRT专道快速公交车，还有市区多层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的地铁，很多很多的新变化。这些在艾老师的口中一一道来，我听出了一位维吾尔族官员作家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所持有的自信和自豪。

　　他说，他住的小区，也住着许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人。到达小区后，我和千总跟在他身后上楼，有些惊奇，有些惶惑，还有一丝神秘，三个人咚咚咚咚的脚步声引来了一些没关门的住户的目光，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人，他们就这样看着我们，看着我们跟随着这个维吾尔族干部模样的人上了楼。

　　他家在三楼。我们进门后想脱鞋，他说不用，我们就客随主便。客厅的大茶几上摆着色彩缤纷的节日食品，两大捆高高盘绕的金色馓子，还有葡萄干、巴达木、杏干，南疆鲜葡萄，还有各式糕点，时令水果，南方产的橘子也摆上了。一个中年妇女为我们斟上热茶。他给我们介绍这是他的爱人，“马老师，我爱人，在教育部门工作，回族。”接着他介绍了在厨房干活的维吾尔族女子，“我亲戚，帮忙的。”然后，他又谈起自己的儿女，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他自称老艾，叫我梁老师，叫千总千老师。他跟我们说起许多外省的文友来新疆，“他们都叫我老艾，”他说，“到乌鲁木齐都来找我。”说着话的时候，他转身进书房拿出了几本杂志，对正在斟茶的马老师说：“这就是梁老师主编的《北宁文艺》，我在上面发表了好几篇文章。”马老师恍然大悟一般，应和着，很高兴。我们看着自己办的小刊物，仿佛在这异乡重逢了一个亲人，感觉非常亲切。他签名赠他新出版的《拌面传奇》。我也赠他《吉尔尕朗河两岸》。他颇为得意地介绍，他的书是出版社主动约稿。这些篇什的大部分，我曾在他的博客上读过，文字富有新疆文化底蕴，文笔朴素老到，在讲故事里完成了一种历史文化氛围的营造。

　　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敲门进来，一只金黄灿烂的烤全羊就摆在了餐桌上。马老师和她的亲戚，一位三十多岁的维吾尔族女子在厨房里忙着。我不时窥探着厨房，看见里面大盘小盘摆满，很想一看究竟，但想起了前几天在巩留一家餐馆吃椒麻鸡，光旭告诫我们，不要随意进入少数民族人家的厨房窥望，说这是习俗的禁忌，吓得已进厨房的我和千总赶紧退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马老师竟主动叫我们到厨房看看，还满脸笑容地说，可以拍拍照。我们很感激，拿出手机拍了一通。艾贝保已经拿出了伊力老窖，马老师端来了她亲手做的粉汤，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到了餐桌前。后来我看艾老师的书才知道，他老伴做的粉汤是乌市文友中家庭菜的一绝，雪白的凉粉块大小均匀，拌着红椒丝绿青菜，还有羊肉碎块，真是色泽鲜明，趁热喝了，稀稠适宜香味四溢，又饱肚子又解渴。他为我们切削烤羊肉和水煮羊肉。一块接一块香喷喷的烤羊肉、水煮羊肉像开展接力赛一样进入我们的嘴巴。他看了大乐，在一边做家务的那位漂亮亲戚也偷偷地笑了。我和千总担心失态，放缓了速度。他又劝我们：“多吃，能喝就喝，别客气。”

　　据说，他们早上六点就起床了，九点前要上麻扎，就是给先人扫墓，从麻扎回来才招待亲友吃喝。以往过节都是艾老师亲自带儿女上麻扎，这天为了陪好我们，他为了见我们，这么多年破例不去麻扎，而是让他儿子就去了。这让我们大为感动。我们想敬他一杯，遗憾的是他因为身体原因已不喝酒。他遂以茶代酒。酒是在我和千总一杯碰一杯中少的。我和千总都觉得不能辜负主人的美意，关键还是千总兴致很高。艾老师还教我们用羊肉蘸盐吃，我们吃喝得两手油光光，满脸红彤彤。

　　我们还没有醉糊涂，知道主人等会儿要大宴亲戚，便决定见好就收。艾贝保要叫司机开车来送，我们拒绝了。下楼梯时我是扶着栏杆踉踉跄跄下去的，赶巧一出楼梯就遇上了下客的出租车。回到克西路上的文苑宾馆后，我们把自己砰的一声放倒在床上，千总很快就打起了轻鼾，我不久也酣然入睡。

　　一觉睡到下午六点，艾老师发来的信息把我吵醒了：“招待不周，请多包涵。”我回复：“蒙受招待，幸运之至。”千总翻了一个身，半清醒半糊涂地说：“冇来新疆之前我有点冇相信，来了始知系真的，维吾尔族人就系热情，就系友好，我仲要来新疆，吃烤羊肉，饮伊力特曲！”

　　我们又睡了三个钟头，一直到华灯初上才醒。出去吃了一个连汤带水的兰州拉面后，我联系陈漠。2009年，我和他在鄂尔多斯一个文学活动上相识，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男子，有着不温不火的谈吐，后来又与我的朋友朱山坡成为鲁院的同学。平时，我们偶尔也在网上沟通一下。时隔五年，古尔邦节后的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他，他正在昌吉妻子的娘家，本来打算第二天才回乌鲁木齐，因为我来了，他马上赶回，想请我吃饭，但是我和千总必须提前一个钟头赶往地窝堡机场。一起吃饭不成了，我们就相约在通往机场的克西路上的银都大酒店见个面。他从红山赶来，我从二道桥过去，乌鲁木齐已经今非昔比，高架林立中车流如蚁，偶尔车慢如蜗牛。我先到了酒店门口，足足等了二十分钟，而距离我们的乘机时间只有一个多钟头了，我正在向对面的大街遥望，有人在背后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正是陈漠，他还是那么温文尔雅，还像2009年秋天相见时那样年轻白净。我赶紧递上我的《吉尔尕朗河两岸》，他也送我他的《优钵罗花》，我写请他“雅正”，他在他的书扉页上题了一句：“生活如此美好”。我笑了。我已从网上知道，新疆的文友都称这一句是陈漠的“口头禅”。那会儿既想和他说话，也老想着赶飞机，真是遗憾和纠结。最终，我们匆匆地握手，匆匆地说着下次再会。

　　《吉尔尕朗河两岸》出版之后，不知为何，我一直有一种直觉，或者说一种自信，这本书一定会获得再版。实际上，自2013年1月该书出版后，我就一直在原书上修改，因为我觉得还有许多我想表达的风景和情感没有写出来；再有一个原因就是《吉尔尕朗河两岸》第一版属于政府扶持，作为“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的扶持项目，本书一版印刷六千多册，大部分作为赠书送给了新疆各地学校和图书馆、农家书屋，部分在新疆书店有售，但在内地没有上架，也没有网售。我不甘心。我用稿费购买了一百本，陆续邮寄给广西和新疆的一些作家老师。与此同时，我一直没有停止对这本书的修改。

　　到了10月，我在自己经常发帖子的新散文论坛上看到了湖北职业学院的教授黄叶斌先生的评论，我抱着多认识一位评论家多一次机会的心理，主动给他发去了私信，表达了寄一本《吉尔尕朗河两岸》请他批评的意思。他很快就回信了，并给了详细地址和电话。我也很快通过邮局特快专递给他寄去了书。令我感激的是，十几天后，他就答应为我写一篇简短的评论。于是，两个月后，就有了《西北草原的诗意栖息与文学叙事》一文，在《南方文坛》发表。《南方文坛》虽然在广西办刊，却是著名评论家张燕玲老师主编的全国名刊，我的书能在上面获得推介，那种兴奋难以形容。评论发出后，我在一次会议上巧遇张燕玲老师，我当面向她表达了发出此文的感激。此前，我已经向她赠送了我的书。她说：“你的书不错，那篇评论也写得好。”是的，黄叶斌先生对我的解读令我颇感贴心：

　　作者对于西部大草原的情结，可能主要源于其与夫人的结识、交往、恋爱、结婚和日常生活。其眷念的黏度、体验的深度、感受的纯度，是一般人的游记散文和地域风情描绘所不能比拟的。其原因在于，作者是以双重身份介入其中的：外地人的眼光和半个主人的女婿身份，使得他的观察、触摸、感悟和叙事具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和深潜的发酵，同时也具有一种比较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和反思。

　　尽管《吉尔尕朗河两岸》的发行量只有六千多册，发行范围也只限于新疆，但是还是有许多关心我的各省朋友知道了这本书，他们向我索要这本书，我怀着被别人分享的喜悦把自己购买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往外寄，唯独没有给一个朋友寄出，她就是在巴马的庄。在那次我与她在小城分别后，她常常与我保持联系，她的信息、她的声音和智慧都在暗示，她对我的印象很不错，尽管她要照顾患病的丈夫，但她正在过着一种忙碌而充实的生活，她有自己的广告公司，她还有自己活泼快乐的儿子。老实说，听她说话，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思维敏锐、教养良好、思想丰富的女人，如果时间允许，你会希望一直倾听下去。但是我偏偏没有给她寄去这本书。实际上，她也没有问我要。我们相互之间似乎有一层没有捅破的窗户纸，我们隔着窗户纸说话，我们甚至谈到了很隐私的话题，谈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面对患病爱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煎熬，唯独没有谈到要寄一本书。

　　10月的一天，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在南方小城的办公室改完一篇手下写的材料之后，惬意地喝着茶，并准备在电脑上打开我的《出塞书》看看，手机响了，我一看号码就拿着手机走了出去，我径直来到市委办大楼外的林树荫下，在那儿，树荫静悄悄。

　　在电话里，她说巴马阳光明媚。她用一种甜糯糯的声音说：“你为一条新疆的河写了一部书，能不能也为我们的盘阳河写一部书？哪怕是写一首诗也好。”

　　我似乎答应了，又没有答应，一边诺诺连声，一边嬉皮笑脸。我想那天如果有谁给我拍下来，我的嘴脸一定非常猥琐。

　　当我说出办公室那边有人在喊我的时候，她最后问了一句：”你到底要怎样才能为我写一部书，莫非——莫非——要和我谈一场恋爱？”

　　将要回到办公室时，我换上了一副庄重的面容，倒不是因为要马上工作，而是她的话让我悟到了一个写作和人生的命题。是的，真要一个作家写出一部书，确实需要作家与一个人谈一场恋爱，或者与一片土地谈一场恋爱。而《吉尔尕朗河两岸》正是体现了我某种人生的书。

　　这年11月，我收到了在京的家乡籍著名作家林白回她的中学母校参加建校百年庆典的消息。我见到了她，称呼她为老师，但是她坚持要做大姐，而我也觉得她像一个大姐，除了率心随意之外，外貌也显年轻。我就称呼她为大姐。我向她赠送了我的《吉尔尕朗河两岸》。

　　对我而言，那是一个转折点。仅仅用了两天，她抽空看了我的书，欣然用“清澈、朴素、动人，富有生命感”这句话来赞扬，并邀请我和阿依一起在东宁大酒店共进了晚餐，说阿依不像南方人，还送了阿依一件北京带回来的纱巾，阿依当即扎上，满脸都是滋滋的喜气。

　　一大早，我心血来潮刷了一下屏，发现大姐在微博上写了几句话：“未在主流杂志发表，亦无评论和推广，一本好书遇不上它的读者。痛心！《吉尔尕朗河两岸》，梁小羊著。关于新疆的十年，关于伊犁。清澈、朴素、动人，富有生命感。谨荐！”她的这几句话就像从清凌凌的雪水河里拎出来的一样，让我眼前一亮，充满惊喜。

　　真是福至心灵，三天后，我接到消息，出版社已经将此书列入他们社2014年的重点出版计划，确定为增订版，并拟请画家给内文配上钢笔画。

　　书出版一年后便获得再版，这是令我意想不到的，真是天不负我。送林白大姐去地区火车站坐车回北京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奔赴新疆，回到吉尔尕朗河畔的家，回到天山雪峰喀班巴依脚下，我对自己说，我的灵感在这里，我的书中那股自然和浪漫的气息，只有在我面对苍莽的天山、奔淌的河流和壮美的草原时才能完美地呈现。那些日子，我为自己的作品与身边的自然水融而深深地陶醉。在河流两岸，我将自己的修订版与出版社发回的第一版逐行逐字核对修改，前后花了一个多月。

　　林白在通过另一种方式帮助我。她回京后不久就写了散文《明月二三事》，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此文巧妙地将我的书一版情况和经历遭遇写了进来——

　　2012年夏天，他们在吉尔尕朗河右岸的房子开始动工，阿依回到马场，主持了开工仪式。梁小羊在北宁听到她在电话里说：在我们的院子里，想种花就种花，想栽树就栽树，想辟一个菜园就拿起坎土曼。这一切，梁小羊把它们写进了《吉尔尕朗河两岸》里。这本书，梁小羊投了多个出版社均无着落，最后总算在新疆青少社印出来，而且，有稿费，梁小羊大喜过望。出版社把大部分书配给了大中小学校、图书馆、基层文化站，在新疆以外的书店、当当网、亚马逊、淘宝网……均无售。一本好书和它的读者两两错过，是文学严重萎缩了吗？是电子书将要全面取代纸质书了吗？是一个无名氏的书注定要遭受漠视？

　　与一版作为丛书和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资金扶持不同，出版社投入了大本钱，一书一号。在一次联系中，责编周英儆老师说：“这的确是一本好书，意境悠长。”我说全书字数已经增加到三十万字，整整比一版多了五万。她做了仔细的审读，又与社里领导商量后，同意了。那时候我只知道出书越长越好，起码稿费要多。出版社大概在字数上迁就了我。

　　我和出版社又签订了十年合同。责编建议我找一位名家作序，那时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名家，却也的确折腾了一番，找了几位文友询问了两位在评论界属于十分权威的名家，我甚至表示愿意支付劳务费，但是没有下文。我为此很苦恼，随手翻出了《南方周末》上林白的《明月二三事》，突然眼睛一亮：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不就是我的书最好的序吗？我激动地发短信询问林白大姐，她很快答复：同意。还说了许多鼓励和希望的话。